民国江永星吗姑献寿瓶？
20世纪20年代初，“五四运动”的浪潮席卷全国，民主与科学的理念得到广泛传播 ，国人开始提倡新民俗以代旧礼仪。当时，上海一位记者出游江西鄱阳县，路经响水滩，闻这里正举办“女儿会”，便顺道前往一管（看看）。“女儿会”系江边渔家兴办，专为庆祝嫁女之日，平时严禁男子入内。当他来到会场，只见“堂上列柜中，罗列各种精美食物，有酒有鸡有鱼，并有各色物件陈设”，堂下方设戏台，演全本《刘公案》，边看戏边吃茶食。记者入内，见四壁悬有各色图画，其中有镜框装裱的陈设，有画卷悬系起来的，有纸糊成的山水图案。最引人注目者，是墙上贴有“丁兰刻木”、“孟母三迁”等民间故事图案。记者又登上一座高楼，见四围长廊环绕，中间亮瓦覆顶，四周则有回廊，内悬多种书画，大多是山水人物花鸟等。下楼出门，又见场上设床，帐幕衣罩、被褥齐全，似为新婚夫妇之所居。再看对门，有“积善堂”三楹，内奉“太乙真君”、“雷祖”等神像，并备有香案炉烛。最后，记者步入一座花园，有假山鱼池，芍药牡丹，芭蕉梧桐，环境颇为幽雅。旋又看到一座牌楼，上下两层，下层四周皆门，门外悬有联对，上层乃彩画飞马，中间则有“乘云骥”、“扶摇”二匾。
这则记载，出自1923年9月20日上海《申报》。在叙述这一“女儿会”的情况时，记者亦透露出他的疑惑：“至其为何种节日，则未能悉解”。
时光流逝近百年，而今谈及“女儿节”，人们想到的多半是“七夕”，但考证其源头，实乃源于古代的“种生”活动，其意义主要在求子，“得生殖神”，“先求子”而后求其他，类似今人的“婚庆典礼”。所谓“女儿节”，实乃“女儿诞”、“孩儿诞”，即古时的“儿童节”，时间在七月初七，源于“六月消夏节”的遗俗。此说可见于清赵翼《陔余丛考·女儿节》：“今俗节日，夏历七月七日女儿生日，盖‘女儿’惟此一日生也。”至于此节的发生，则与星君崇拜有关。
江永女书专家欧阳予倩考证，“星妈”崇拜渊源甚古，《三教搜神大全》等古书有“星母娘娘”之名，“凡妇女怀孕，皆祭拜星母娘娘求佑，以致产于七月七日者居多”，诞节之俗乃至形成“女儿”专名。此说亦为李振骅《农历七月女儿节的文化内涵》一文所采信。
原来，中国古代的星象家们把天上的群星分为二十八个星座，认为每个星座中都拥有某个重要的神，称之为“XX星君”，崇拜他，便能得到他的保佑。北斗星君、文昌星君最受人们崇拜。北斗星君是一组排列成斗形的七星，位居北方，众星拱卫，非常重要，故称“北斗”。古代曾将北斗星君誉为“帝车”，“五车”，“玄枢”。每年夏季，北斗五星直射北落，而古代又将北落三星与元始天尊所居的紫微星座合称“紫微北落”，是玄天上帝的附属神。紫微北落象天地人三才；斗为乾坤之枢，气精之所宅；魁为五星之精，众曜之宗，主司命运。人们把祈求生育、求子拜斗，以求“添丁”的吉日定在“七”，即“七气”、“七星”、“七元”、“七七”；时间则选择“七”日，即“七年”、“七岁”、“初七”。唐代称“女子生曰”为“女儿诞”；宋代称“天仙圣母”为“女寿星”；元代称“七女生节”为“女儿节”。
女儿以“七”为生日，可谓独具个性。究其原因，盖“七”字最早出现于春秋战时的武器“环柄刀”，锋利无比，据《越绝书》记载：“阖庐（越王允常之子）用干将(吴人，姓名失传）之槊成，锋利剑也。”此“七”乃“斩”之意。后来，“七”逐渐成为古越人对战斗、复仇、毁灭、灾难的符号。而男女交友“七日诀”亦见诸南朝宋刘义庆《幽明录》。“七月七日”也是古越人对夫妻分别、夫妻爱情悲剧的纪念。据《古越史诗》记载：“七月七日，此仙女玄鸟降日也。夫妇至时祭莫，谓‘安辰’”。即此“安辰”便是“生日”的由来。这些皆成为“女儿节”的内涵。
至于“女儿会”上，悬挂“丁兰刻木”、“孟母三迁”等故事图案，“借镜”求子，则是“女儿节”上的特有景观。因为，丁兰的故事传说多出于封建民间，意在告慰求子，属于生殖崇拜的遗俗；“孟母三迁”则记载一则家庭教子典范，成为当时和后世为人母者所崇拜的楷模。